六、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现在民众更关注分配中“公平”的丧失，认为如此“分蛋糕”导致了资本占有者的收获比劳动占有者多，被认为产生了所谓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那么这个现象是否合理呢？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并不是反常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考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劳动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没有人会挑战说中国不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劳动力相对资本不那么稀缺的时候，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是有解的。

　　一种理论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简单地说就是“水涨船高”效应。只要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只要人均收入能得到持续提高，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从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中也发现，人均收入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在统计上存在倒U型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提高到一个“阈值”之后，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就会得到缓解。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函数关系的背后当然是政府再分配政策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是有解的。

　　八、让更多的人进城打工可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

　　我们最近一项基于1978-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改革中居民收入差距与城市就业比之间呈现出倒U型规律，即出现“库兹涅茨进程”。研究还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各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显著大于各地区内部收入差距。因此，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和坚持城市化战略，提高城市就业人口比重，对平抑收入分配差距意义重大。

　　九、“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不是好的增长机制。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如何分蛋糕决定了蛋糕能做多大。这个看法在理论上叫做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还没有找到这个命题成立的很好的增长机制。有意思的是，在理论和经验上，我们有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如何摧毁经济增长机制的典型案例，那就是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这些年来，经济学家也在试图寻找一个理论上的机制，看看究竟多大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所谓更惠及穷人的增长或者包容性的增长这些概念的出现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不过，我还没有看到通过过大的收入再分配来更好地促进增长的经济理论的出现。

　　有些人会说北欧提供了一个支持上述命题的很好的例子。的确，相对于其他地区，北欧人的收入分配状况更平等。这当然是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结果。但这是否意味着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增长呢？我认为很难得出这个结论。一个事实是，北欧的政府再分配和高福利模式抑制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创业精神。没有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许的确让一些人能更注重自己喜欢的事业（艺术创意就属于这样的活动）。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得承认，总体而言，这个模式在理论上需要满足的条件（如生产力水平、人口素质、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非常苛刻，难以移植到更多的国家去。

　　十、政府推动收入增长的行为未必会带来好的结果。

　　很多人现在解读富士康、本田事件，因此联想到“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会思考中国在最近是不是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劳动力增长由加速变为减速。减速以后，工资上涨的压力就很大。如果工厂和企业不能很好地应对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那么就会出现利益上的冲突，就会出现类似富士康的事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一个正式的研究，从个别企业的现象来推断中国是否进入了劳动力短缺的时代，甚至推断中国是否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对这两个命题，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现在的加薪潮是地方政府行为。我觉得现在的举措，包括新劳动法、工会要搞的劳资谈判，包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低工资上调20%的政策，都是一系列政府行为，但未必会带来好的结果。这些举动的前提是，我们真的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富士康事件中可以确切地推断中国进入了这个阶段了吗？我觉得现在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