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劳动比例的提高。

　　人们总是抱怨工资增长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是，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或者叫资本装备的改善，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本深化”）。既然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贡献大，资本当然也就拿了大头。所以，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距（成为投资回报率的主要来源），反映了中国所处的工业深化的阶段，并没有错。没有这个差距，产业就不能深化下去，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就是空话。

　　中国仍处在工业深化的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产业的升级仍将表现为资本的不断深化，也就是快速提高制造业的资本密度和附加值。而资本密度越高的行业，生产率越高，但劳动报酬的份额却相对越低。只有产业结构提升到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贸易等）主导的阶段，资本深化的过程才有望结束。而这时候，生产率越高，附加值越高，人力资本（劳动）所得份额也就会不断提高，成为附加值中的主导部分。所以，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与产业结构的性质和升级阶段有密切的关系。

　　十二、“政治正确”的调整不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和中央政府政策的调整有关。但对地方政府来讲，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增长，所以资本对它来说仍旧很重要。目前这个“政治正确”的调整是否真的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我表示怀疑，并且我认为在转向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对冲。因为工资是刚性的，如果真的上调了工资，减少了引资的力度，那么就必然会伤害到地方经济的发展。短期内，后果可能还不明显。三年、五年后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区域性经济差距的拉大。

　　中央政府不应该一刀切，而是应该留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不同地区的经济初始条件大相径庭，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的情况都不能一概而论。诚然，有的地方必须通过提高最低工资以促进转型，必须让工会在劳资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有的地方就不一定。所以中央还得留出一定的体制弹性，否则很多地方很可能丧失发展机会，地方差距会拉得更大。

　　十三、中国经济发展不允许减缓，不能被民粹主义或既得利益者俘获。

　　我知道大家目前对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热情不以为然，然而现在关心收入差距的拉大，这些问题都需要依赖政府的二次、三次分配来最终解决。但政府自身并不创造收入，政府的资金来源于经济发展，来源于税收。如此看来，经济发展不但不允许减缓，相反只有经济高速发展了，才能谈下面的解决方法。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收入差距最终是一个就业创造的问题。未来二十年内中国还有两亿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这是一个潜在的更大的“公平”。这意味着需要把更多的人纳入到国家的就业体系中，使之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让他们的边际生产率由负变正。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恰是最边缘化，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

　　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并不支持新劳动法？就是因为它其实只保护了已就业者的利益，伤害了就业创造。所以它将来保护不了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他们可能连就业的机会都无法获得，这才是伤害了最大的公平。现在我们之所以看到很多西方国家用法律保障已就业者的利益，因为这一举动永远是政治正确的——投票权掌握在已就业者手上。所以一旦政府被民粹主义或既得利益者俘获的话，政策的走向必然偏向劳动力一方，然而这样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十四、“政治正确”的东西大部分恰恰在学理上都是错的。

　　左派一贯主张要从高收入者那里下手，采取税收等政策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这点我不同意。左派的观点过分追求政治正确，在理论上却错得离谱，往往没有任何理论和依据。中国当前的政治的特点是“民生政治”，一样东西只要大部分人支持，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对的。我认为，政治上正确的东西大部分恰恰在学理上都是错的。左派的主张并没有把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考虑进去。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左派政权上台后经济总是搞不好，作了很多承诺，到头来总是空头支票，于是往往就失去了下一届的当选机会。

　　经济学家则必须而且有社会责任去考虑更长远的东西，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在中国现在对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个毛病，即不注重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更不注重理论，缺乏理性和公开辩论。而媒体往往把问题渲染、扩大化。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当下（1）要始终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2）要用理论来分析问题；（3）要拿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十五、经济学中所有的理论都是fan对“大政府”的。

　　大多数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太大，肯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分配带来负面影响。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越高，对经济的伤害就越大，这其中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学中所有的理论都是fan对“大政府”的，因为大政府会产生过多的非生产性开支。

　　但有时，在用理论解释现象时需要非常小心。在中国，政府开支及国有企业的问题尤其复杂。你会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开支很大，但它的这些开支又不是纯粹消费性的，其中还包括很多基本建设的投入。除了教育、医疗、卫生的开支，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花费很大程度上都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政府做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应由市场和私人公司来做的事情。这是奇特的，但却是事实。

　　很多人对国家持有的垄断企业诟病颇深，对中国来讲，要用YES和NO来回答“民营化对收入分配是否有裨益”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经济学家大部分在理论上都认同民营化和彻底的市场化，但国家的发展阶段、初始条件，包括政治体制的性质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化理论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我们就必须务实地来看这个问题。我相信中国目前一百来家大的央企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些战略性、垄断性的行业，它们也就必然会产生一些违反市场的行为，从而伤害到社会分配。但另一方面，与俄罗斯和东欧的很多转型经济对照一下，我们又发现，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也许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差，会更像今天的俄罗斯。

　　十六、雷人、反常的数据更具有新闻效应，能抓眼球。

　　现在总有人引用一些公开资料说，尽管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国有垄断企业的职工占全国城市职工总数的2%，可是它的工资总额占全国工资总额的80%。 看到以上这些“雷”数据，我感到惊讶。这些数据是谁制造的？谁公布的？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引用这些数据的文章作者其实是可以用常识来检验这些数据的可靠性的，但少有人这么做，因为这些反常的数据更具有新闻效应，能抓眼球。

　　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三十万家企业的数据库，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1998-2007年间国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工资与职工人数（与全部企业和职工人数）的占比。从趋势上看，两者都从1998年的40%多下降到了2008年的10%左右，但工资占比的下降幅度小于职工人数占比的下降幅度，两条趋势线的交点在2002年左右。由于我们这里的国有企业数据涵盖的是所有行业的国有企业，不仅仅是垄断行业，因此，以上说国有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80%的说法根本不可信，但却在媒体上以讹传讹.

李战军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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