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近两年来一直认为，我国目前现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应该进行修正调整。不仅仅是我所熟悉的房产和土地的调控政策，还包括劳动、收入分配、人口等调控政策。

　　我也认为，因为上海出了陈良宇，上海的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内心都不愿意在宏观调控政策问题上，在当下这个时段公开表达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质疑。这是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应有表现。

　　我还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研究，一段时间上海是拱手让给了北京了，上海的学者们多是研究产业经济、企业战略和区域发展。但这些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使更多的上海学者有了自己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这种看法和北京的主流看法并不一致。

　　最近，看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历经生死循环后的一个访谈录，集中代表了上海经济学者们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系列看法。这些思想内容同样对房地产的调控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一、我国收入分配在过去十年并没有持续恶化。

　　2004年之后中央采取了大量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农民收入的增速很快，就这个角度而言，广义上的收入分配差距，即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延续拉大的趋势。只是农民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特别是网络论坛的话语权，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2004年之后，中国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上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特别是解决农民的负担。减负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我认为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城市内部人与人的收入差距，因为这个收入的差距绝大部分是由于职业和行业的工资差距造成的，是可以解释的差距，有相当的合理性。中国收入分配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地区之间的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但大家现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往往把眼光聚焦于城市内部个体收入的差异，像“蚁族”这样一批有话语权的年轻人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关注。

　　二、教育和医疗才能确保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公平。

　　从长远来讲，为确保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公平，政府应当加大基础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力度，教育是投资于人力资本，医疗是保证健康，这两个东西是未来决定你争取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未来的孩子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享受同样的教育、医疗、保健。这个做好了，地区之间未来的收入差距就会更加公平。

　　三、政府的政策不能由噪音分贝来决定，而应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都会经历一个社会高度关注收入分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各种不满会集中爆发出来，有时候会非常刺耳。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的“噪音”很多，需要我们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帮助政府和民众加以分析、辨别和澄清。你说到很多人不相信统计数据，并不完全代表数据本身不可信，而是因为人们在这个时候往往缺乏理性，不愿意倾听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分析。这是真正的问题。政府的政策要试图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结论的基础上，不能由那些“噪音”分贝来决定。

　　当前“噪音”分贝最高的年轻一代并未经历过中国经济变迁的过程，更没有经历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贫困意味着什么，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当下的截面。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感性、孤立地看现状，认为所有弊端都是市场化等当前政策带来的。他们不知道这些问题都是阶段性、过渡性的，并且一些看似无法讨论的问题其实都是有解决方案的

　　四、个体收入之间的差别只要是可解释的，就不是问题。

　　比如，很多人只关心为什么有的人的收入是我的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不懂得个体收入之间的差别尽管很大，但却可能是正常的、可解释的，这个差距是由教育水平、技能的差别、工作性质、行业、地理位置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差别等很多因素决定的，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跟我们所关注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工资和收入的差距只要是可以解释的，就不是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这样的差距其实正是未来效率增进、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基尼系数超过所谓的国际警戒线起码十年了，我们还能维持下去。只要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收入随着经济还在持续增长，它就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就能赢得时间来消解这个问题。

　　五、市场的力量可以改变蚁族和八零后民工不愿离开一线城市的状况。

　　我们的经济在转型、城市化在进行，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痛苦过程。所有成功经济体都曾经历这个过程。现在大学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生活状况肯定在恶化，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年轻人的地理选择空间也在相应扩大。你可以选择呆在一线城市，也可以退居二线，现在不是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叫“逃离北上广”嘛？比如富士康最近说要在中西部投资，对中西部类似年龄段的年轻人就是一个机会。同样的问题，你在上海看和在二三线城市看完全是两个概念。中央政府这些年来创造了很多条件，鼓励人才要素往中西部流动，但效果并不理想，孔雀还是爱往东南飞。你在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这么大，生活费用这么高，你仍旧不愿离开这里。

　　然而现在靠市场的力量，政府甚至不需要开出更优惠的条件，很多年轻人终于开始转变观念，开始向二三线城市迁徙。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也是被迫的，但对经济转型肯定是有促进作用的，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问题就有解了。十年前我们几乎都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但十年后这个问题就逐步找到了答案。尽管解决的形式不是那么美，付出了我们并不情愿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当转型的压力落在本来已承受巨大考验的年轻人身上之时.